社会企业的崛起

2018年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展示了全球商界领袖面临的深刻变化：我们称之为社会企业的迅速崛起。这种转变反映了社会资本在塑造企业目标，指导其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及影响其最终成败方面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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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其使命是将收入增长、盈利与尊重和支持其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网络的需要相结合。这包括倾听、投资并积极管理塑造当今世界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企业也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肩负着成为优秀企业公民(包括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责任，他们是同行的榜样，并在组织的各个层级促进高度的合作。

在2018年，我们将目睹劳动力、工作场所和工作中使用的技术所发生的剧变。根据今年对全球11000多名商业和人力资源领导者的调查以及与当今一些领先企业高管的访谈，我们相信巨变正在发生。对企业的评估不再仅仅基于财务表现，或其产品、服务的品质等传统指标。相反，现在越来越多对企业的评估是基于其与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关系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使他们从商业企业转变为社会企业。

在许多方面，社会资本正在取得新的地位，仅次于金融与实物资本。例如，近来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首席执行官将“包容性增长”视为最重要的三大战略关注点之一，比看重“股东价值”的比例高出三倍多。如今，成功的企业必须通过保持积极的关系来整合各种外部趋势、观点和声音，不仅要与客户和员工，而且要与当地社区、监管机构和其他各种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建立这些关系要求商业领导者密切关注他们的心声，利用信息透明行事，打破孤岛以加强协作，并通过行动建立信任、信誉和一致性。这无关利他主义，这对于维护组织的声誉，吸引、保留和聘用重要的员工，以及培养顾客的忠诚度来说至关重要。

图1：社会企业的演变

在过去的《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中，我们注意到许多组织正朝着“团队网络”的运营模式发展，旨在实现更大的合作和内部敏捷性。现在，这一发展趋势正伴随着焦点的逐渐转移，组织内部和企业逐渐转向组织外部和生态系统(图1)。处于这些变革前沿的组织都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企业概念：一个足够警觉的组织，能够感知到并对利益相关方的各种期望和需求都能迅速响应。

过去十年：朝着今天的临界点而努力

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我们认为，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驱动产生的。尽管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但许多人对经济收益未能改善个人生活，解决社会问题，支持政治稳定及减轻技术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感到沮丧。今天的人们对政治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低于多年以来的信任度水平，许多人期望商界领袖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这一观点是贝莱德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LaurenceFink)今年提出的。芬克在给首席执行官们的年度信函中指出，人们越来越“转向私营部门并要求公司应对更广泛的社会挑战”，并要求组织“为社会目标而服务”。芬克表示，包括贝莱德自己在内的股东正在依据这一标准对公司进行评估。《纽约时报》的一份报告认为，这封信函的发出可能是华尔街的“分水岭”时刻，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真正本质”的问题。

在促成社会企业崛起的众多因素中，我们看到有三股强大的宏观力量使这一变化变得紧迫。

首先，个人的力量正在增长，千禧一代走在前沿。

在成熟的市场里第一次出现年轻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比父母更糟，他们也正在积极地质疑企业行为的核心前提以及指导企业行为的经济和社会准则。在这一群体中，社会资本在他们的工作和消费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86%的千禧一代认为企业的成功不仅仅应该以财务表现来衡量。千禧一代在许多国家都是劳动力的主力军，他们的力量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这种向个人权力的转移正受到当今超连通世界的推动。在超连通的世界，人们能够追踪关于公司及其产品的信息，向大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全球范围内实时参与社会活动。早在2015年，我们就把这一趋势称为“透明的组织”，与短短三年前相比，在2018年，个体知道的更多了，也对公司期望的更多了。

其次，人们正指望企业来填补社会领域日益扩大的领导力真空。

在全球范围内，比起政府，人们更信任的是企业。2018年爱德曼信托晴雨表报告称，全球人民对企业“做正确的事”的信任度为52%，而对政府的信任度只有43%。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已跌至四年来的最低点，仅为33%。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制度越来越两极化，并且在应对社会挑战方面效率变得越来越低。公民希望企业来弥补在收入不平等、医疗保健、多样性和网络安全等关键问题上的空白，以帮助世界变得更加平等或公正。

这种期望在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压力，但也在创造着机会。与人们接触并表明他们值得信任的组织正在提高自己的声誉，赢得盟友，影响或替换传统的公共政策机制。像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Bezos)和Salesforce的马克·贝尼奥夫(MarcBenioff)这样的首席执行官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使自己的公司为社会的利益发挥作用。比如由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摩根大通联合创建的组织，旨在降低员工的医疗保健开支——设法解决政府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有望带来商业利益。另一方面，那些显得无动于衷、充耳不闻或疏离的公司则面临着极不友好的头条、社交媒体上的负面关注以及来自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棘手问题。

第三，技术变革在创造了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众多机会的同时，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却无法预见。

人工智能(AI)和新通信技术的进步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工作的完成方式，工作的主体，以及影响社会的方式。例如，三年前机器学习尚未成为主流。如今，它是IT最热门的领域之一，同时也是人们对潜在的工作机会流失的巨大焦虑的来源。人们日益意识到，快速的技术变革虽然可能带来许多宝贵的机会，但也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从而削弱社会凝聚力。许多利益相关者都感到惊恐，他们期望企业能够为了更广泛的利益引导这股力量。

好消息是技术进步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并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是，87%来自最高管理层的高管认为，工业4.0——数字和实体技术相结合产生的工业革命——将带来更多的平等性和稳定性，74%的高管表示，比起政府或者其他组织，企业将有更多的影响力来塑造这一未来。

成为一个社会企业

作为一个社会企业，行事的基础是认真倾听外部和内部环境——不仅是倾听商业伙伴和客户，而且要倾听一个组织影响到的和影响着该组织的社会各方。在当今世界，如果企业能够真正利用他们触手可及的人力资源数据，这种倾听的机会就会比以往更大。如果管理得当，工作场所日益超连通的性质意味着员工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可成为庞大的分析来源。领导者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来管理这一信息财富，并利用它来关注工作场所内外的趋势。

作为一个社会企业还意味着要从自己的员工开始，对更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投入。这意味着要以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方式对待所有员工——正式非正式的都包括在内。领导者应该努力提供一个促进长寿和个人福祉的工作环境，不仅包括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中，还包括在身体、精神和财务领域。通过这种方式，组织对自己的劳动力和整个劳动力生态系统都进行了投入，这对本组织和整个社会都有益处。

最后，一个社会企业应寻求通过与利益相关方接触，并在战略上确定和追求它希望与各方保持的关系，来积极管理其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这一点不可能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今年我们提供了一套与每种趋势相关的、最高管理层领导者可以采取的行动。每个焦点领域都需要组织内部和外部的领导者进行密切合作。领导者应与制定“道路规则”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创建并维持一个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市场；与社区和教育机构展开合作，源源不断地为组织输送具备合适技能的人才，进而实现经济发展。

今天的人们对政治和社会机构的信任度低于多年以来的信任度水平；许多人期望商界领袖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来源：《2018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